在信息洪流中，坚守阅读初心

　　在这个短视频泛滥、AI快速生成书评的时代，我们似乎被淹没在信息的海洋中，难以找到真正的阅读智慧。然而，在北大的学者们那里，书房却像是一个时光胶囊，封存着原始而珍贵的阅读方法。当我们在“听书干货”和“5分钟拆解名著”中迷失时，学者们却用近乎“笨拙”的方式，在困苦中发掘思想的深度。他们的独家读书法，或许正是我们对抗时代焦虑的一剂良药。

　　读书，不仅仅是获取知识的过程，更是一场自我对话和思维训练的旅程。在北大的教授们身上，我们看到了这种精神的传承与发扬。

贺桂梅：“笨功夫”铸就学术基石

　　贺桂梅，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教授，她的办公室三面书墙，宛如一幅当代文学史的立体画卷。从《创业史》到《后宫·甄嬛传》，她的藏书跨度之广，令人惊叹。她总说：“我的学问，七分是读出来的。”她独创的“下笨功夫”读书法，让人震撼：每读一本理论著作，先在电脑上抄录目录梳理框架，再誊抄关键章节，最后用自己的语言重述核心观点。

　　这种看似机械的方法，却让她在90年代就建立起了系统的学术思维。她将60-70%的研究时间分配给阅读，认为“很多人急着写论文，其实是本末倒置。就像酿酒，没有足够时间的发酵，哪来的醇香？”

罗新：“行走读书法”探索历史深度

　　罗新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的教授，他常带着学生在未名湖石舫上围读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。这位徒步走过元大都到上都古道的学者，创造了独特的“三维阅读法”：左手文献，右手地图，双脚丈量。

　　他研究北魏历史时，带着《水经注》走遍黄河故道；写《从大都到上都》前，重走15世纪使臣路线。他说：“纸上得来的地名，走过后就成了立体的记忆。在居庸关读《昌平山水记》，连风声都带着古意。”

苏祺：“数字人文拼图”开启阅读新纪元

　　苏祺，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和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长聘副教授，她的电子书房里，《永乐大典》的数字化工程正在推进。她独创的“碎片重组阅读法”颠覆了传统：用AI将十万卷古籍中的“仁”“义”等概念生成时空图谱。

　　在古籍文献大数据分析平台上，苏祺老师将光标停留在历史上知名人物的图示上，人物间千丝万缕的关联清晰地呈现在连线上。二百余部中国古代哲学经典著作，就这样有了新的阅读方式。在现代技术的“妙手”下，一本本独立的作品连成一条脉络分明的印记，焕发出新生。

邱泽奇：“三本书”构建学术视野

　　邱泽奇，北京大学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，他的阅读主题始终围绕着“三本书”：经典之书、社会之书、时代之书。读经典，熟知农业古籍；读社会，从乡村来，到田野去；读时代，以调研追踪国家发展。

　　他说：“我们这一代人大概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做一件事，总希望把它做好，要么就不做。要尽最大努力把事情做好，那只有下功夫，没别的选择。”

阎天：“学以致用法”践行阅读理念

　　阎天，北京大学数字法治研究中心的副主任，他将“学以致用”视为读书的基本原则。对于需要引用的材料，他会认真做好笔记；对于寻求启发的书籍，他会将所读所感与自己的研究相联系；而对于闲书，他则尽情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
　　于阎天而言，书房是“人类的洞穴”，书如山一般，是可以依靠的存在。在钻研间觅得一番洞天，在书海中“诗意地栖居”。走出书房，投入滚滚红尘之中，又可顿觉豁然开朗、心旷神怡。

章永乐：“阅读这个世界”拓展思维边界

　　章永乐，北京大学法学院的长聘副教授，他认为书房就像是一个甲壳，读书的人往这里一钻就觉得很安全很熟悉。然而，踏出安全的甲壳，外面是充满风险与各种可能性的世界。

　　古人说，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章永乐觉得，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待解读的文本，外面是无形的书房。他用自己的行动诠释着这种理念，不断拓展着思维的边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