百年《故乡》映照鲁迅故里变迁：从灰暗到希望之路

百年《故乡》的诞生与鲁迅的故土情结

　　12月31日，新华社旗下的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地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——百年<故乡>和鲁迅故乡百年》的深度报道，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关注。
1921年1月，鲁迅以笔为剑，写下了短篇小说《故乡》，这部作品不仅是他对故乡绍兴的深情回望，更是对旧中国社会现实的深刻剖析。“我冒着严寒，回到相隔二千余里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。”开篇之语，便奠定了全文沉郁而深远的基调。

　　绍兴，这座江南古城，承载了鲁迅的童年与少年记忆。百草园中的鸣蝉、社戏台上的长袖、乌篷船夜航的豆麦香……这些美好的画面，在他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。然而，当他最后一次返乡时，看到的却是苍黄的天、萧瑟的荒村，一片破败与缺少温情的景象。这种强烈的反差，让鲁迅对故乡的情感变得复杂而深沉。

鲁迅笔下的故乡与人物群像

　　在鲁迅的笔下，百年前的绍兴色调灰暗，景象凋敝，人民卑苦。他塑造的不朽文学形象，如少年闰土的明亮与中年闰土的悲凉，革命者夏瑜的牺牲与麻木者华老栓的愚昧，落魄文人孔乙己的可怜与祥林嫂的凄惨，再到可笑可叹的阿Q……这些深深刻上故乡烙印的人物群像，正是旧中国底层人民的真实写照。

　　鲁迅以笔为刃，剖析着社会的病态与人性的复杂。他弃医从文，为疗救故乡、疗救中国而负戟独行，唤醒同胞。在《故乡》的结尾，他发出了“地上本来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”的预言，这不仅是对个人命运的抗争，更是对民族未来的期许。

从《故乡》到现实：绍兴的变迁与希望

　　同年5月，《故乡》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《新青年》杂志上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同年7月，在距离鲁迅故乡绍兴不远处的上海兴业路和嘉兴南湖，中国共产党庄严宣告诞生，开启了带领中华民族走出困境、走向复兴的伟大征程。

　　历史已经证明，中国的脊梁就是中国共产党。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，也是《故乡》发表百年之时，记者来到绍兴，探访了与鲁迅不朽名篇相关的地点、人物及其精神面貌的变迁。在绍兴南城门——植利门（摄于20世纪20年代）的旧址旁，在“闰土的村子”杜浦村中，我们看到了从灰暗到希望的转变。

　　“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，下面是海边的沙地，都种着一望无际的碧绿的西瓜……”这是鲁迅笔下美好的瓜地“镜头”，也是他对故乡的美好回忆。然而，中年返乡的鲁迅再次见到儿时的玩伴闰土时，那个活泼、机灵、勇敢的乡村少年已经成了一个被生活重担压垮的中年人。这种反差，让人不禁唏嘘。

　　但现实中的杜浦村，却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从1969年起，绍兴吹响了围涂造田的号角。每年冬天，党和政府都组织群众积极投入到改善人居环境、拓展农耕空间的火热劳动中。经过40多年的努力，曹娥江河口建成了大闸，不但可以排涝拒咸，而且成了造福浙东群众的引水工程重要枢纽。良田逐年增加，江滩生机焕发，群众在家门口就实现了就业，再也不看天吃饭。

结语：从灰暗到希望，鲁迅故里的未来展望

　　如今，“闰土”故乡杜浦村的村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大幅提升，生活水平显著提高。这一切的变化，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。
鲁迅曾说：“我们从古以来，就有埋头苦干的人，有拼命硬干的人，有为民请命的人，有舍身求法的人……这就是中国的脊梁。”在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，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的含义。中国的脊梁就是中国共产党，是那些为民族复兴而努力奋斗的人们。